《凤凰周刊》2012年33期11月25日出版 张渝龙 原标题：中共新班底：常委李克强
【内容摘要】2008年3月，在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从而预示着他在未来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将承担更重的经济工作角色。
2008年，在十一届人大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获得珍贵提问机会的德新社记者居然绕过总理温家宝，专门向李克强提问，“我们都知道您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后可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您是否可以简要地谈一谈您的政治理念和信念？”按照规定，副总理只出席招待会，不回答问题，李克强只能沉默微笑以对。
今天，在当选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后，李克强或许已准备好向国人与世界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解读这位政治领袖的人生经历，一样可以透露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安徽知青
今年57岁的李克强1955年7月出生在安徽合肥，父亲李奉三是革命干部，当时在安徽省文联任职，后来担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对文史颇感兴趣。部分可能因为家庭环境，或许也是机缘巧合，成长在“大跃进”与“文革”年代的李克强从小就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据李克强自己回忆，在童年“住了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里，独有一间干净的图书室吸引他的目光。“文革”开始后，还在念小学的李克强无课可上，供职在这间图书室的省文史馆员李诚就为他办起了“私塾”。
李克强对这段时光印象深刻，“每晚九时开始，每天近一个小时”，李诚释卷后会烧一壶水烫脚，一边纾缓疲劳，一边向李克强夹叙夹议，论道国学，从《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中的篇章，到文章训诂与历朝轶事，这种独特的国学体验持续了将近五年。
“文革”后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李克强也于1972年考入合肥八中高中部，成为该校招收的第一批高中生。据高中班主任刘世民回忆，这位学生会的宣传干部“读书成绩很好，很勤奋，尤其尊师重道。”李克强的生物老师吴天华对他的印象则是“不太爱发问，有点小调皮，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和李克强同一届就读于这所高中的，还有现任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的苗圩，两人虽然在毕业后各奔东西，却在30多年后重新聚首。在2008年3月成立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成员里，李克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苗圩则担任工业与信息化部副部长。十八大上，两人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3月，两年制高中毕业的李克强离开省城合肥，作为知青被下放到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东陵虽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陵所在，但如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偏僻贫穷，条件艰苦。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时隔20多年后，被记者问及那个年代最大的困难时，李克强不假思索地回答：“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其的匮乏。”
虽然吃不饱，李克强做起农活并不含糊。他每天要挎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上干粮和咸菜，下地施肥、锄田、放牛。他的表现很快受到群众的表扬。“他是当时一同下放的学生里面最好的一个，干活也不孬”，村民吴天玉这样回忆。两年后，李克强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1976年11月，李克强又被提拔为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了一位年轻村官。
在凤阳，李克强给村民们留下的另一个印象就是爱读书。当时黑黑瘦瘦的他“很少跟人说话，每天手上都有一本书，背在身后踱来踱去，手不释卷。”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李克强立即报名参加，并成功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走出安徽。不过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李克强的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而是安徽师范学院，原因是“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虽然北大只是他的第二志愿，北大仍旧有录取优先权，并最终向李克强递来了橄榄枝。
北大“黄埔一期”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77级的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这届学生背景迥异，思维活跃，汇集了高考中断十年里全国的优秀学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政学两界的精英，李克强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也是法律系77级的新生。他在翻阅《新生通讯录》时，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也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在师从宪法与行政法教授龚祥瑞期间，李克强参与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常程序》。遇到生涩词汇时，李克强曾还找到国学大师季羡林求助。已是著名学者的季羡林认真以对、仔细考证，详细讲解词源词义，成为李克强在北大最难忘的回忆之一。
正是这种对英语不懈坚持的学习与应用，让从来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李克强成为中共领导人中少数英语娴熟的人之一。外访时，他经常用英语与外国官员沟通。在河南任省长时，一次会见外宾，英文翻译迟到，李克强和外宾问答自如，让会见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2011年访问香港时，李克强出人意料地在港大百年校庆典礼中，以一段英文作为自己演讲的结尾。
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校风民主，思想自由。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学生们时常为国家政策、社会前途、校务工作激烈辩论。李克强同样热心于社会活动，先后担任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时北大创立了学生会常代会，其权责类似于人民代表大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李克强担任过学生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1982年1月，李克强以北大优秀毕业生的荣誉从法律系本科毕业。他的同学中有人回乡任教，有人执业从事法律工作，也有人负笈远洋，继续深造。留学生中佼佼者如王绍光，先后获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并一度在耶鲁大学任教。英语能力出众的李克强不是没有动心。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托福课程的他，取得了630分左右的高分，足以申请任何一所美国名校。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了李克强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从普通毕业生一跃成为校团委书记，在今天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在30年前政治与社会的权力结构相对平行的中国，却未必如此。
无论是留学深造，还是投身法律实务，李克强都能学以致用，也多半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反倒是留校从事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工作，前途看起来并不怎么确定。经过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他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首届演讲比赛和电子游艺联欢会也大受欢迎。这一切都是李克强领导北大团委仅有的8个专职成员一起完成的。鉴于团基层组织力量的薄弱，他还在1982年组织开办了北大团校，成为北大独具特色的学生工作制度。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李克强还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热情。担任团委书记一年，他还坚持上日语和英语课，写成了两篇学术论文，并逐渐把兴趣转向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
李克强上任团委第一天就宣布，团的例会一般不得超过一小时，超过可自行退场。他自己则在零碎的日程中见缝插针，利用学生晚自习的时间和深夜从事专业学习。
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观念，让李克强在调离北大工作之后，还坚持在北大经济系攻读在职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1994年底又以论文《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获得经济学博士。
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长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他的硕士论文被老师厉以宁编入论文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道入选该书的作者还有李克强的同门师兄弟、当时同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李源潮。
团中央第一书记
李克强在北大团委的亮眼表现，引起了更高层级的组织重视。
1982年下半年，共青团十一大即将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针对团十一大班子专门指示，要选拔20多岁、德才兼备的年轻人。李克强因此进入了中组部副部长、负责筹备团中央换届工作的王照华的视线。在团十一大上，李克强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常委，一年后的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书记处候补书记，此时的李克强才满28岁。
从燕园的北大团委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的共青团中央，李克强开始了他在团领导岗位上的15年工作。他一开始负责的是最熟悉的学校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当时，团中央推出“四有”青年先进典型张海迪，李克强把号召高校、中小学的学生学习张海迪的拼搏精神作为头等大事。一时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被誉为“80年代新雷锋”与“当代保尔”。
同样是在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团委书记胡春华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将自己的一切献给雪域高原。李克强知道他的事迹后，立即向时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汇报，团中央抓住这个典型加以宣传，将胡春华树立为“党培养出来的新时代青年的代表”、“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
作为学联秘书长的他也同时参与外事、少先队等方面的工作，涉猎范围广泛。例如1984年5月，团中央领导看望老干部时，李克强就陪同书记处常务书记胡锦涛看望九三学社主席、创始人许德珩。1985年3月，以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为团长的中国青年百人代表团访日，李克强担任副团长。
1985年11月，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继续分管学校、外事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几次学潮中，李克强作为团中央主管学校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与中共其他部门和有关地方领导协同处理，其风格也像当年在北大当学生干部那样，“控制学潮，但不搞政治迫害”。
1993年5月，共青团十三大选举李克强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因此成为当时中共领导序列中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他38岁的年龄也创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正部级干部任职年龄最低的纪录。
在团中央任职期间，李克强还一手催生了影响深远的“希望工程”。1989年，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事业，主要目的是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1990年3月，李克强率考察组冒风踏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李克强受老区的现状震动很大，表态
“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仅两个月后，第一所希望小学就落成在南溪镇。
作为中国19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是那个时代团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政治资产。1994年6月，江泽民和李鹏在中南海接见希望工程的受益学童，对李克强领导的团中央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另一面，李克强对“希望工程”的监管也颇有预见性。他并不强烈关注希望工程的募款额度，而是对慈善事业的监督机制念之切切。希望工程的许多重要管理制度，都是在李克强的直接督办下出台的。
主政一方
历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接近最高任职年限后，都会被安排转往更实际的领导岗位，继续成长。李克强在完成5年一届的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任期后，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43岁的他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位博士省长，也是当时最年轻的省长—这一纪录1年后被42岁的青海省省长赵乐际打破。
从团组织来到地方政府，李克强面临的工作环境与任务都有极大的变化。不过也正是不同于传统地方官员的背景，让他在河南官场树立起独特的学者研究风格。下乡调研时，他常自备食物，最讨厌没有意义的吃喝；在郑州周六加班时，就是吩咐秘书煮泡面来吃。面对地方官侃侃而谈政绩数字时，他又常以经济学的背景，质疑数据中的矛盾夸大之处。
李克强初到河南，正值中国经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长艰难前行。研究工业化出身的他，正好将学术研究思路——农村工业化付诸实践。在河南省长、省委书记任内，李克强的施政主轴围绕工业化、城镇化两点展开，其中对郑州的彻底改造可以说是李克强在河南留下的最深印迹。
在河南省委书记任上，李克强还面临一个严峻的历史欠账：艾滋病问题。1990年代对献血的混乱监管，导致中国华北和中部地区出现大量艾滋病患者，并在2000年后成为引发全国关注的问题。2002年12月，李克强接任河南省委书记，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三次到驻马店上蔡县艾滋病高发村—芦岗乡文楼村考察，看望艾滋病患者。河南省委作出决策，进行艾滋病基本普查，澄清全省有偿供血者人数，其中HIV感染者人数，以及HIV感染者中实际发病人数。
2004年底，李克强从农业大省河南调任工业大省辽宁。到任辽宁的第12天，他在抚顺的调研行程中流泪了。出现在这位省委书记眼前的一幕是：连片的棚户区、冻成冰疙瘩的白菜帮儿以及居住于此的共和国产业工人。他在这天作出了一个承诺：砸锅卖铁，也要让工人住进新楼房。
棚户区改造成为李克强在辽宁任内最关键的社会政策，不仅在辽宁影响深远，更对全国的产业改造、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震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辽宁省建设棚户回迁楼房近2000万平方米，安置棚户区居民120万人，曾无力自救且陷入高失业率困境的辽宁棚户区居民享受了经济发展成果，民间一度流传着“要住房，找克强”的说法。
李克强在辽宁的施政风格以明快直接著称。在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李克强一次调研就当场解决了两件实事。市政府汇报失业保险金缺口5000万元，他当场通过电话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协调解决。市属矿业集团在内蒙古选中了一个新的煤田，但受种种限制一直无法开工生产，李克强又当场打通内蒙古区委书记储波的电话，予以解决。
在全省规划层面，李克强复制了在河南的城市带模式，提出把5个沿海城市组织成沿海开放经济区，打造“五点一线”战略。在他上调中央后，这一战略更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战略。已经有丰富经济工作经验的李克强在2007年曾对美国驻华大使坦言，许多地方的GDP数据有“人造”成分，不尽然可靠。而他用以考察经济发展走势的，只有三项指标：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放款。即使以这三个指标衡量，李克强在辽宁任内的成绩也堪称亮眼。
常务副总理
2008年3月，在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从而预示着他在未来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将承担更重的经济工作角色。在这位常务副总理的五年任期内，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应对一个又一个艰巨的施政挑战：医改、房改、税改。民生、公平成为改革的关键词。
2012年4月，出席医改工作会议的李克强回忆起三年前，就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他主持召开医改工作启动会的情景。“我自己的感觉是决心大于信心，勇气多于底气。”中国的医疗体系顽疾颇多，改革任务艰巨。李克强领导各地有步骤、有计划地相继打响了“五大战役”，即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取得进展最快的，是基本医保的覆盖率，自2009年医改启动以来，这一数字已上升到96%。2012年8月，发改委又规定，大病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0%。这意味着李克强领导的医改已经把重点从福利数量转向质量。
最引人关注的则是“医药分开”的制度改革，李克强亲自确定北京为第1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北京友谊医院决定取消药品加成，收取医事服务费，李克强就指示国家医改办进行跟踪，并亲自到现场调研。
保障房建设是李克强应对中国房价居高不下、社会住房问题矛盾突出的答案。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开工建设580万套保障房，正式启动了住房保障体系的构建。李克强在《求是》上撰文称，中国住房体系要坚持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条腿走路”的格局。第二年，保障房建设的额度更高达1000万，李克强亲上火线，强硬要求各省层层签署“军令状”，并祭出问责大旗。以这种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一政策，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也体现出李克强的政治决心与政策能量。
某种意义上讲，李克强在副总理任内推动的保障房建设，是他在辽宁推动棚户区改造思路的延续。2011年，辽宁保障性安居住房开工率位居全国第一。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曾评价，辽宁当年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开启了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构建序幕。
税改的取向同样体现李克强对经济公平的重视。他五年任内的第三大改革对象，是试点把向企业征收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在原有的税制下，制造业只对销售货物实现的增值额部分缴纳增值税，使用制造业产品的服务业则要针对货物的全部营业额缴纳营业税。二者之间存在税基不对等、重复征税的弊端，也是税改的目标所在。
李克强对税制“营改增”的认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营改增”有别于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依赖政府大规模投放资金来激活市场与企业。相反，通过减轻税负，政府实际上放弃了部分财源，将其通过制度送回企业，帮助企业增加利润与投资。与传统宏观调控政策集中在大企业不同，税改调控的目标更为精细，着眼于服务消费领域的小型微型企业，体现出执政理念的新意。
可以预见，在副总理任内就已经推动诸多层面复杂改革的李克强，将在未来的中国经济舞台施展更大作为。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3-3-19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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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30 19:30
学习一下啦